小時候，她在農村生活，因為沒有甚麼特別事情可做，只好寫作。將故事寫了出來，回到學校同學之間會傳閱，有人追看的感覺讓她很興奮，只要有人想看她的作品，她就會想寫；從小熱愛閱讀，有時覺得某些作者寫得很差又能出書，於是她將自己的作品寄給編輯，怎知道真的順利出版了自己的作品。
她是譚惠貞，自小學開始便寫故事，很早已出版過十多萬字的小說，但深明賣文生存不到，於是一畢業就加入電影圈。她是 2017 年電影《以青春的名義》的導演，近年最為人所知的作品，是 2019年、被比喻為本地《黑鏡》（Black Mirror） 的ViuTv 劇集《理想國》。
「故事只是借未來講現在。」《理想國》中提到的許多科技，例如 VR 戀愛和 AI 監獄等等雖然仍未存在，但她覺得人性和情感永遠存在，而這才是故事關注的地方。譚惠貞的創作靈感都源於個人經歷和對生活細節的敏感，「創作人通常很憂鬱。」她的靈感來自生活中與朋友、家人和戀人的相處 —— 以及這些人物的離開。
「創作人的傷春悲秋可以化成創作動力。」她說自己從小至大都不順利，但亦覺得自己幸運，因為只有不順利的人生，才能體會和學習得比別人更多。
周星馳是她其中一位喜歡的導演，「當年周星馳拍《西遊記》票房仆直，到很多年之後才被重新評價。喜歡這部電影的人總說，『看不明白的人當成喜劇，看明白的人就知道是悲劇』。人生前三十年的經歷最影響一個人，也是周星馳的經歷讓他創作到那些出色的作品。」
「文字和影像是兩回事。做作者和做導演分別很大，因為拍電影要找監制和投資者，要在別人身上拿錢，要說服別人明白你身為導演的工作，不容易。」
電影圈太現實、太需要人脈，很多老闆卻只將電影當成生意，不明白藝術。「有很多人就算沒戲開，還是很熱衷 Social ，但我相信創作者應該專心創作，所以少去聚會，在電影圈沒甚麼朋友。世界不喜歡聽真話，我很易得罪人。」她說，因為有「首部」劇情片計劃，自己才有機會拍戲。
「進入了電影圈，就要學習與人相處，面對各種各樣的人和性格，要開會，有人會質疑你 ⋯⋯ 不會每個人都明白你、不會每個人都相處到，就像蔡康永所說的，『我們根本和每個人都相處不到』。」
她自命固執，一直只想做自己，「就好像抽煙的人，明知抽煙有害，但仍然會抽，他們只會視勸告為關愛，畢竟你不會因為少抽一枝煙而不用死。」但她覺得自己年紀大了，漸漸被世界磨平，要學習成為一個和藹可親的人。
「以前很清高，渴望遺世獨立，現在要接受世界存在不同人，而被世界改變也不是壞事。有時我們會說情人變了，其實人一定會變，沒有變的人只是沒有成長。」
「我樂於做一個庸俗的人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藝術家。」她很欣賞占士金馬倫，覺得他是貼地的導演，作品離觀眾很近。「作品最好是貼近大眾，但不是奉迎大眾；創作人要先滿足自己，而非一心取悅他人。」
《以青春的名義》是一個師生戀故事，靈感源於譚惠貞一位朋友。那位朋友喜歡上一位已婚老師，後來成績退步，當時的譚惠貞不理解更不支持她，甚至因而責怪她影響學業。多年以來的愧疚，轉化為電影。
從小自農村長大，記憶中的童年都在鄉野渡過，讓她想拍一部以梯田為背景的愛情故事。她記得，自己小學五年級時喜歡上一個男生，「測驗時，他會扔紙仔問我答案。」她笑道。
她很深刻記得某一天的黃昏，「當時我和他一起漫步，路邊沒有其他人，他一直在我身後踢石仔，沒有上前，也沒有退後，就一直維持著一個距離，在我身後邊踏石仔邊前進。直到現在，我仍很記得這個畫面。」
過去，她曾回過農村聚會，「只知道他體育很好，很久沒有聯絡。」幾年前，她才知道這位男生過身了。他在農村為了幫人維修水壩，途中出意外過身。
她說，那實際上算是童年回憶，不算是愛情。而她強調，農村生活不是窮，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樣。這些關於農村生活的回憶，讓她寫成了梯田的故事 。
「現在，很想開拍那部關於梯田的電影，但因為武漢肺炎一切工作都停頓了。」
譚惠貞早就忘了自己寫的第一個故事，因為那已經是太久以前的事了。她記起當初在農村時，她是在傳統手撕式日曆背後寫故事的，到中學才擁有一本正式的記事簿。對她來說，來香港定居是前所未有的巨變。
「感覺自己每十年會迎來一次巨變。」十八歲來香港，離開了以前所有朋友，還要考大學。二十八歲大學畢業，加入了電影圈做編劇，一個完全陌生的行業。至於仍未來到的三十八歲，也許譚惠貞就要面對下一個巨變。
不過譚惠貞相信，自己小時候遇到的困難已經最大，已經不會再有事情難倒自己。只要有創作憧憬，就不需要擔心。
「如果有下一世，也想繼續做人。我想繼續創作，世界沒有其他動物懂得創作。」
Storyteller：譚惠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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